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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 以 载 道

冯晓军

         好的文字往往是自然的、真情的流露,而不是冥思苦想“作造”出来的。

         “文者,文字也”,是记录、交流、传达思想或承载语言的符号、工具。“道之,理也”,自然、思想、法则或者哲理,皆可谓之道。“文以载道”即是具有思想性、道同性、哲理性的文学作品。

         “文以载道”是“古文运动”产生的。六朝以来文学创作过于注重排偶、声律及辞藻,形成的“骈文”被视为俗。加之唐朝早期以来的贵族文学追求华丽,致使文学创作本身内容的思考被降低,于是韩愈、柳宗元等举起“复古”的旗帜,推行了文体和文学语言的革命。恢复先秦和汉朝质朴自由,以散行单句为主,不受格式拘束,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、真实思想的文学表达方式。也就是说文学创作不能过于注重形式及手法,而要注重内容的思想性及观点的哲理性。

         “古文运动”打破格式、形式的局限和刻意为之的辞藻修饰,一反贵游文学、为大众生民请命,反映社会真实状况,为底层民众发声。“古文运动”是有生命力的,所以它是成功的。后来苏轼赞誉韩愈 “文起八代之衰”。

         蒋勋先生观点:文学要有思想、有灵魂,要有你所期待、所信仰的理念。也就是文学要有道理、哲理、真理在其中,这样才能说服人、打动人、影响人。

         时代不同了,我们应该用现代的眼光和现实的角度去理解、把握“文以载道”。

         说“文以载道”首当其冲的是“文”背后的“人”,用文字表达观点、讲故事的人首先应该胸怀善良、追求真理,表达具有哲理的观点和思想。“诗佛”王维的诗作包含了对自然、生命与世故的哲学思考,可谓之自然大道。柳宗元的诗作悲悯众生,悲怜穷苦大众,可谓好生尚德之道。白居易的《卖炭翁》,含蓄平实,却历历如绘,通过对卖炭翁的描绘揭示了劳苦大众的遭遇,委婉的揭露了“宫市”的腐败本质,含蓄的讽刺了当时腐败的社会现实,对统治者对人民的掠夺罪行给予了有力的鞭挞与抨击。

         文道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。近代文学中,鲁迅先生面对时局,认为拯救国人的思想比治疗病痛更重要,遂弃医从文,担当起了拯救国人思想的责任。他以犀利的批判、讽刺时局,为社会发声。以冷峻的文笔为穷苦人民报不平、嘲弄权贵,铸就了一个刚毅、正义、典型的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鲜明形象。回过头阅读沈从文先生的作品,先生胸怀善念,只觉众生不易而生怜悯之情,平静、舒缓、朴实的文字只描绘了众生诸多生活相,从来不对凡人凡事进行点评,或者批判。却蕴含了对于生命及生活的至深思考,皆能点中人们心中最脆弱的地方,而引起心灵上的共鸣。不管是沈从文先生的温婉也罢,鲁迅先生的批判也好,都有各自的信仰及观点,只是对文道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。

         时至今日,或许我们完全可以打破固定的文体格式,以古诗词的韵律和白话文惯用的方式去创作,这样得来的作品不仅读之上口、意境优美,又能让大众读的通、读的懂,从而更好的去说服人、打动人,实现“以文化人”影响人、“文以载道”引领人的根本目的。